韬奋精神的时代光华

各位领导，出版界的各位同仁，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年是韬奋先生逝世80周年，我们在这里一起深切缅怀伟大的爱国者、民主战士、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韬奋先生，一起重温他传播进步思想，呼吁抗日救国的不朽业绩，纪念他“以笔为枪，战而不屈的一生”。今年也是毛主席为韬奋精神题写挽词80周年，毛主席精辟概括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韬奋精神具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从四个方面谈一谈我的认识：

一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回顾先生一生，抱有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执着信念。为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自己的生命。

我们有一件馆藏，是秘密党员、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先生珍藏的遗言纪要。这是对韬奋先生遗嘱的有力注释。1944年6月2日，由韬奋先生口述，徐伯昕先生手书，记录了韬奋先生最后的口述，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他无限眷恋他战斗和生活的世界。他无比希望地说，想和同志们再战斗20、30年。这份遗言纪要里，韬奋先生郑重提出，火葬骨灰尽可能设法带到延安，请组织检查、审查追认，以示坚决奋斗的决心，表达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要求入党的诚挚愿望。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唁电，追认先生为中共党员，并表示“引以为吾党的荣光”。

二是至深至诚的人民情怀。1944年11月，韬奋先生逝世消息传到延安，在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总理起草了追悼办法，建议以先生作为党的出版旗帜，设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项，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直到今天，韬奋出版奖仍然是出版领域个人最高奖。我们藏有一张“七君子照”事件期间，韬奋先生1937年3月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的题词，“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这份爱是韬奋先生对待人民群众态度的真情流露。他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参加政治斗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更加明确，是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他为这一崇高的目的，把自己的利害和生命置之度外。他说：“我服务言论界十几年，当然有我的立场和主张，我的立场是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是自信有益于大众的主张。”

“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是韬奋在主持生活周刊编辑部伊始就坚持的宗旨。他坚持真实地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他们的呼声，尤其替受苦的民众发出对社会的呼吁。他说：“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更多人得到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为此，他还设置读者信箱专栏，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读信、回信，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到1000多封来信，最长的回信达到好几千字。

我们有一份1939年8月29日，韬奋先生关于青年人在恶劣环境当中怎样发展的回答读者来信的原件，在信中，他鼓励一位叫做费建中（音）的读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光明的道路。用这样的形式，韬奋先生与读者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这对于青年是爱护备至的精神，从而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生活周刊的发行量随之屡创新高。

三是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韬奋先生写文章，办报纸，开书店，在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急存亡的时代里，呼吁抗战，反对投降，鼓舞民众斗志，遭受了反动势力的迫害。他一生中一次入狱，五次流亡。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韬奋持续发表“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的评论和檄文，在生活周刊刊登来自沈阳、长春等系列报道，大声疾呼抗日救亡。1935年，先生回国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发刊词中提出“立求民族的解放，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回到了武汉，后来到了重庆。在武汉，他以救国会领导成员的资格被聘为国民参议会参政议员，提出了各种各样议案，直指压制舆论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府。在此期间，生活书店全国铺开网点，先后曾有56处分支机构。皖南事件前后，国民党加剧对进步力量的迫害。生活书店遭遇到了禁书、封店、捕人，横遭摧残，到1941年2月只剩下重庆1家分店，面对这样的形势，韬奋先生辞去参议员流亡香港。我们有韬奋先生任参议员时期的手稿，他致各党派领袖的来信，致张岳军的信等等，还有徐伯昕起草的生活书店被摧残的经过。看到这些呈文、批文、来信，对照当时局势的紧张危急，韬奋先生和他领导的进步出版事业同仁临危不惧的坚强意志历历在目。

从20世纪30年代成立起，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党领导下的书店就不断地被警告、查禁、查封、停刊、停业、取缔。而书店的员工更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被日寇、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成为烈士；有的在压迫折磨下积劳成疾，过早离世。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书店为国捐躯者38位，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才20岁出头，平均年龄29岁，最小的21岁。其中，有4位国家级知名烈士，邹韬奋、李公朴、杜重远、朱枫；正式评定烈士身份的有24位；殉难没有烈士身份或未能查明烈士身份的有6位；因公和积劳成疾以身殉职的有8位。他们有的在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中，为保护书店遇难；有的在书店遭封时被捕，狱中为保护书店和同仁受尽折磨坚贞不屈，不幸病故；有的在重庆歌乐山刑场献身；有的在抗日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四是追求进步的文化品格。韬奋先生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即操刀改革，从周刊主要谈及个人修养，转化为关注现实的大众刊物。他说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怎样的精神食粮。注重短小精干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力避佶屈螯牙式的文字，采用平民式畅快的文字。

“九一八”事变以后，韬奋先生生活周刊的抗日主张，受到当局的关注。他创办了生活书店，当时正值左翼文化运动复兴，他用《文学》《太白》《译文》《光明》《文艺真谛》等期刊，为生活书店团结和维护了一批进步作家队伍，茅盾的《泡沫》、巴金的《沉默》、臧克家《罪恶的黑手》、张天毅《反攻》（音）、老舍《牺牲》、王统照《青纱帐》、夏衍《自由魂》等进步文艺作品都在生活书店出版。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亲自确定生活书店编辑方针，改变为出版救亡理论读物、大众读物、战士读物。另有大量鼓舞抗战信心、指导抗战办法的图书，如救亡丛书、黑白丛书等等，供给战时文化需要。

1937年开始，生活书店还在国共二次合作的背景下，加大红色出版物的出版，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中译本，也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其中张仲实主编的《青年自学丛书》，30年代就发行了100万册，指引许多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韬奋精神是上海红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韬奋纪念馆，把韬奋精神弘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切实推动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构筑起鲜明的精神底色，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今年上半年，市委印发《上海市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行动方案》。我们正按照部署要求，继续抓紧抓好推进落实，以更高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引导行业职工以及青少年传承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不断传承弘扬韬奋精神，继续推动上海出版高质量发展，全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

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